收入不平等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潜在的风险。对中国而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是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城乡矛盾的根本保证。然而，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化肥等农业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基于1997-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农业生产投入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化肥施用强度对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取决于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省份，化肥施用强度增加可以缓和这种差距，而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化肥施用强度下降可以缩小这种差距。城镇化的门槛值呈现出时变特征，门槛效应在整个样本期内都是显著的。因此，在中国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适当降低化肥施用强度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研究背景及目的
收入不平等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会导致经济低效率发展的一些潜在风险。虽然近年来，我国城乡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十分明显，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抑制了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因此，中国需要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造成的危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为降低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增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稳定性提供政策参考是十分必要的。2016年末，我国人口为13.827亿，城镇化率为57.35%。同年，耕地面积为13492.1万公顷，但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76公顷，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中国粮食供需矛盾将长期存在，人口与土地矛盾的凸显程度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加剧。一旦农业生产遭遇负面冲击，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协调发展就会受到阻碍。面对这样的压力，为提高粮食产量和保障粮食供应，中国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化肥等农用化学品。中国农业生产的高投入、高产出特征明显。1978-2016年，中国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农业化肥施用总量增长了5.77倍以上。目前，中国施用的化肥总量居世界首位，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从强度上看，中国农业化肥施用量为328.5公斤/公顷，大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0公斤/公顷。
化肥施用的显著增产效应关系到我国乡村振兴，有助于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稳定，为协调城乡关系提供了保障。然而，迄今为止，化肥施用影响城乡家庭收入的机制尚不清楚。化肥施用是通过直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进而增加农民农业收入，还是通过促进城乡迁移进而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城镇化会对化肥施用和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农用化学品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有利于提高农业产出，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然而，长期过量使用农用化学品对环境质量、农业生态、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考虑到这些严重后果，为有效推进化肥产业供给侧改革，农业部于2015年发布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这两个"零增长"计划对中国的化肥和农药施用量提出了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如果化肥的施用有助于农民增收，从而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政策制定者应积极探索其他手段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零增长计划旨在减少农业生产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农业部对化肥施用的限制是否会对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关系产生政策影响。为了准确评估零增长目标的政策影响，有必要考察化肥施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
研究亮点
研究结果
1.基准回归结果
表2表明，化肥施用强度(fer)和城市化(urban)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当不考虑交互项时，化肥施用强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城乡收入差距将下降0.22。同样，城镇化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城乡收入差距下降0.32。这些结果意味着，一方面，在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通过推进城镇化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空间；另一方面，虽然提高化肥施用强度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中国的化肥施用强度已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继续提高化肥施用强度并不可取。
我国化肥的过量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表2表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因此，识别出城镇化的门槛值，在低于(高于)门槛值的情况下，提高(降低)化肥施用强度会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取样本均值(0.4735)时，考虑交互项后，化肥施用强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城乡收入差距仅下降0.024。目前化肥施用强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大。根据回归(2.9)计算出城市化的阈值为0.5318。在0.5318以下(大于0.5318)，化肥施用强度的增加(减少)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基准回归的主要结果是，化肥施用强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城镇化水平。这一结果为农业生产投入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解释，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我们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农村家庭越来越依赖于在城市部门就业而不是在农业生产中使用额外的化肥来实现收入增长，因此城市化进程正在通过收入增长机制逐渐改变农业生产的投入组合。对于农民而言，单纯依靠增加农业要素投入来增加收入的方式被城镇化带来的增收机会所取代。鉴于农用化学品对环境质量、农业生态、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的显著损害，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产生了两种福利改善效应：城镇化本身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以及城镇化通过影响农用化学品投入缓解化学品毒性的效应。因此，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城乡收入分配不公，减少农业生产对化肥等化学投入品的依赖，减轻农用化学品带来的污染和健康损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控制变量，人均GDP的增加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是不平等的。农药的使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特征对于我国农药的过度使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抑制农药过度使用，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环境和健康。第二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提高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随着第二产业对劳动者技能要求的提高，第二产业规模的扩大对低技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2.机制分析
如表5所示，城市化的单一门槛水平为0.3734。在低于(高于)这一门槛水平下，化肥施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另一个观察是，估计的门槛水平在5%的水平上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也与上述估计结果不一致。这极有可能发生，因为本研究使用人口数据构建的城镇化指标不能被认为是严格外生的变量。例如，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会刺激更多的乡-城人口迁移，从而加速城镇化进程。使用动态面板估计量和GMM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内生性问题。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化肥施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取决于城镇化水平。为了检验这种门槛效应，我们使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然而，Hansen 认为应该使用一个外生变量。因此，对包括城镇化在内的所有自变量均采用一阶滞后项。尽管门槛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且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果不同，但发现了一些证据，城镇化是门槛变量，这与基准回归结果的发现一致。
在表7中，结果表明化肥施用强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并且这种作用在不同年份是显著的。然而，交互项的点估计值大小不同，最大的系数为6.82 ，最小的系数为3.67。因此，前述城镇化的门槛效应在不同年份表现出差异性；因此，相应的机制转换值是不稳定的。城镇化门槛水平的这种时变特征解释了表5中估计的门槛效应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6中交互项估计系数的均值为4.97，与表2中交互项的系数(4.16)较为接近。
研究启示
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大部分城市仍然能够吸纳大量的农村移民。城镇化本身是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力量。而且，城镇化通过收入增长效应间接影响农业生产投入的组合。因此，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追求收入增长的机会将增加，对化肥等农用化学品的依赖程度将逐渐下降。因此，城镇化可以在提高农业生产投入的配置效率、降低环境污染风险、消除城乡矛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为了满足居民对更健康生活的追求，中国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应该加大力度，同时，应重视城镇化对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
苏公网安备3201120200092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