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政治引擎。新时代基层党组织领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经济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根本遵循，是总结党领导农民发展集体经济实践经验而提出的创新举措，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集体产权、经营体制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优势和乡土社会的资源禀赋转化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际发展效能，需要通过社会动员、组织统筹、市场经营、利益联结、协商议事等有效作用机制，从而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促成村民集体行动、谋划产业发展方向、加强农村市场建设、推动集体收益共享、构建多元共治格局的统合治理能力。在新发展阶段，要通过加强对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创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式、提升集体经济民主治理效能来强化基层党组织对新型集体经济的统领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带领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国家行动为广大农村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前期基础、构建了健全的工作体系、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经验之一就是通过培育和壮大集体经济来实施精准脱贫，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工作部署，新的更高目标对党的农村富民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着牵引、促进、保障等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管农村经济工作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需要准确把握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引领的赋能作用。《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明确规定村党支部的重点任务是：“全面领导隶属本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工作，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领导村级治理，建设和谐美丽乡村。”党组织领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就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尊重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村集体、村民和其他生产经营主体以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进行生产要素联合，党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联合互助，整合碎片化的资源，以公平合理地分配重建村集体与村民的利益联系，通过加强制度保障，将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农村经济发展和民主治理，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一种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也是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一、基层党组织领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经济思想为党在农村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的百年实践探索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村级集体经济提供了丰富经验，新发展阶段“三农”面临的问题和现实困境迫切需要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突破口，推动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导

对于集体经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机理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原理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经济思想以变革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增长和消除农民贫困为核心内容，为新型集体经济坚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坚持合作生产的组织形式提供了理论上的科学支撑。

（1）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是发展集体经济的根本性条件。首先，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是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实现人类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消灭产生阶级对立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处于赤贫状态，贫困急剧增长，无产阶级愈发严重的贫困问题根源于建立在阶级剥削之上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因此共产主义要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恩格斯认为在废除了私有制的新的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3]对于农村而言，要消灭贫困则必须建立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马克思提出改造以私有为基础的小农的措施：将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他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基本特征时谈到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其次，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农村生产资料集体占有的领导者。共产党人的理论总结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提出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形式，即个体形式和集体形式，而在集体形式上，“这种集体占有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改造小农的任务：将小农的私人占有与生产转变为合作社的生产与占有，应采取的主要方法是示范、援助和扶持而非暴力；对于大土地占有制则应该采取直接剥夺的办法。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核心，直接决定了分配关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性质上是公有制经济，产权结构的规定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能推动乡村共同富裕。新型集体经济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创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为推动乡村振兴开辟了重要路径，体现了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

（2）合作社为载体的合作生产是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形式。农业合作社是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思想家反复提到的在农村实行合作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一是集体所有制下的合作生产形式是农村生产部门的经营特征。恩格斯提出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剥夺个体对所有生产部门的经营而代之以社会经营，即在共同的利益目标下，按照预定计划，全体社会成员均参与到经营中来。在工厂和农村也是如此，“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二是与个体劳动相对应的合作社“集体劳动”是合作生产的重要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俄国仍然保留着农村公社，并且俄国农民在实际生产中已经在实行集体劳动了，这有助于其由小地块劳动向集体劳动转变。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组织、统筹和协调来促进农民合作生产。恩格斯在谈到共产党人取得国家政权后帮助农民时可探索的方法进行了设想：由于小块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产生了多余劳动力，此种情况下要使其找到工作，合作社要划拨临近田庄的土地来支配，或者给予其参加工业性副业的资金与机会。四是以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来调节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生产关系。恩格斯提出要在以联合经营取代个体经营的新社会制度中实行公平分配、财产公有，其间所有生产工具可共同使用，全部产品按照共同协议来分配。恩格斯还提出农民可以在合作社中将自身土地连接为大田庄，并且按照入股土地、投入资金、付出劳力等的比例分配收入的股份合作办法。

（二）历史逻辑：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实践探索经验的总结

党领导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和“魂”，逐步明确产权归属和完善土地权能，逐渐丰富农民合作生产经营的形式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类型，积累了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来消除农民贫困、推动乡村振兴的丰富经验。

(1) 1921-1958年的逐步探索农业合作化形式的时期。1943年，毛泽东就农业生产提出“生产制度的两个革命”，即土地改革和劳动互助组织。一是边区经过土地革命，破除了封建剥削关系对农村生产力的束缚，二是边区从个体劳动转向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革命。两个步骤都完成后才能更好发展农业生产力。毛泽东认为陕甘宁边区“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力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8]抗战时期，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和华中、华南等根据地的合作社运动得到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克服小农生产的缺陷和防止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广大农民群众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顺应这一要求，农业互助组在一些老解放区推广，党开始组织农民以土地入股来组建初级合作社。初级农业合作组织虽然没有大机器等先进生产工具，但是将劳动力组织起来开展生产使得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依靠协作生产同样可以达到增产的目标。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积极引导农民参加合作社，经过“农业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发展历程，从土地耕畜由个体所有和生产上组员互帮互助到以土地入股和耕畜农具作价入股并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以及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再到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和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历经三个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形态。

(2) 1958-1978年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农业集体化时期。党坚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致力于通过合作化逐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并不断提升富裕的程度。毛泽东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工农联盟重要性时强调：“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走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这一时期土地产权的特点是土地集体所有并且集体统一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并不作区分，人民公社成为政经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既是生产单位，也是行政组织。虽然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对于增加粮食产量和工业原料，稳定农业生产、支援工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依靠农业农村的支持，取得了国家发展的奇迹。但是这一集体经济形态在后期暴露出一些弊端，经营体制偏向“计划”，对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农民没有自主决定权；政社不分，管理体制较为僵化；收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使得劳动者主动性不高，使得后期的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甚至出现农产品短缺情况；从农村汲取资源较多而反哺得较少，国家与农民、工业与农业、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处理好，这些导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问题。这表明处理好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收益分配关系极其重要。

(3) 1978-2012年的注重“分”的家庭联产承包时期。党带领农民群众锐意改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所有权归属集体，而承包经营权则给予农户，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快速增加了粮食产量与农副产品，解决了困扰许久的农村温饱问题，也更好保障了城市的农产品供应。村办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农村以低成本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推动了城乡共同发展。但注重“分”的经营体制的不足之处在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种植，对此邓小平提出待条件具备时要适时推动农业的第二个飞跃：“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其产值一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江泽民指出：“从长远趋势来说，农村生产力发展了，社会化分工和科学种田的水平提高了，农民群众要逐步走到新的集约化、集体化道路上去，这是农村发展的大方向”。胡锦涛提出：“要注意加强集体经济组织的骨干力量，充分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用，积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强调要将家庭承包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有机结合起来。

(4) 2012年至今的新型集体经济大发展时期。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来治理绝对贫困和推动乡村振兴，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集体经济是农村致富的根基，是农民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了，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防止两极分化。”[13]制度安排上，党领导推动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务工和进城成为部分农民的生计选择，党和政府顺应发展趋势和农民意愿，在原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把归属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了三权分置并行，推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市场化配置，培育和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等新型经营主体，用活土地资源，推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分配设计上，强调建立村集体、外来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价值链收益；完善土地权能，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明晰产权归属，将集体产权量化到个体，鼓励农民以劳动力、土地等入股集体经济组织并分红，注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城乡互动上，创新举措破除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弊端，坚持走城乡一体化道路，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三）实践逻辑：推动乡村振兴与解决“三农”问题的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三农”问题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集中体现在农村。因此，依靠党组织领导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建立乡村振兴长效机制来逐步解决“三农”问题成为现实要求。

（1）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完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过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就战略定位而言，要明确新型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地位、主体作用和重心任务，建立和完善二者有机衔接的机制，推动集体经济发展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些总体目标的耦合。经济功能上，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承载产业兴旺的重要组织载体，集体经济能够促进要素汇集、产业融合、业态创新，提升农村市场化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为集体成员创造多维收入来源。生态功能上，村级集体经济以生态化产业为主，蕴含丰富生态文明价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集体经济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即摒弃粗放的数量型增长模式，代之以绿色发展模式，组织村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村貌整治、宜居生活环境优化。文化功能上，村级集体经济可通过传承发展优秀非遗文化、传统农耕文化，走文旅融合新路子。通过调用集体收益用于扶危济困，帮助弱势群体渡过难关，弘扬优秀传统道义文化，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治理功能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治理职能，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抓手，党组织领导的集体经济组织成为重要治理主体，形成了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提升了乡村民主治理效能。党支部与集体经济组织在治理结构上相互嵌入，其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依托集体治权，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通过相应治理机制实现村庄治理有效。富裕功能上，乡村共同富裕包含农民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富裕，新型集体经济能够直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是推动物质富裕的经济载体，集体经济实力能够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集体经济的运行能够使村民有更多参与感、归属感和获得感，并通过多样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精神生活。

（2）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迫切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要求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具体实现形式和重要体现，也是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政治就会‘空壳’，党在农村的执政就会‘空壳’。所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状况事关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政权建设，关系到能否筑牢农村坚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根基，是全党必须高度重视的现实议题。首先，新型集体经济有助于推动使命型政党建设。为农民群众谋幸福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使命和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这一使命的践行有赖于集体经济。唯有持续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进而增强服务农民的物质条件，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才能稳固。党组织领导集体经济的绩效能够显著增强村民对党组织的政治信任。其次，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服务型政党建设。村集体通过提取集体经济收益兴办公益事业，发挥集体经济公益属性，提供村庄公共产品来重塑乡村公共性，在养老抚幼、乡风文明、环境整治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从而为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环境和坚实保障。集体经济薄弱的村集体无力为农民提供服务，也很难有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因此要逐步积累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这也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一条基本经验。再次，新型集体经济有助于推动治理型政党建设。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领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突破口，将农民组织和动员起来协作生产、力促共享发展成果，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极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权威，激活村民参与自治的主动性，完善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治理体系。

（3）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农业现代化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业现代化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有利于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产业体系上，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有助于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优化重组、集成整合、升级转型与融合发展，纵向上延伸农业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打造品牌；横向上拓展农业范围，开拓农业在服务业上具有的潜在多元功能。生产体系上，新型集体经济的重要特征是规模化集约化，产权制度改革赋予了村集体对“三块地”的整体治理权力，能够推动农地流转、农业规模化经营，建设高标准农田，有利于提升农业机械化、信息化与科学化水平。经营体系上，合作社、联合社等成为新型经营主体，其中亦有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服务的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承担起生产、流通、销售、服务、信用等职能，提升了农业经营的组织化、专业化与社会化水平。农村现代化方面，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及实力增强后，有能力解决农村“硬件问题”，协助实施“千万工程”，强化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污水垃圾处理、村貌村容整治、人居环境改善等，提升农村的水电、道路、交通、网络、厕所、文化活动广场、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公共食堂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从而建成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以间接方式推动乡村共同富裕。人的现代化方面，通过鼓励农民群众充分参与集体经济，使群众获得集体归属感、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提振村民过上富裕生活的信心、改变农民整体精神面貌，进而激发村民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新型集体经济能够促使农民身份角色的转换，增强村民身份认同，村民可自由选择职业并成为持股股东、企业员工、个体工商户、职业经理、民宿老板；同时充分发挥农民企业家、乡村青年CEO、农业创业达人等人才队伍的带头引领作用，培养综合素养高的现代职业农民，改善农民群体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村级集体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能助推养老、社保、教育、就业、居住等民生事业建设，让村民物质精神都富裕，在推动农民全面发展上迈出重要步伐。

二、基层党组织领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实现乡村繁荣发展的政治密码。党组织应当成为集体产权关系的调控者、新型组织形式的引领者、公平分配方式的践行者、民主治理结构的领导者，应当始终将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作为各项行动的政治准则，以高度的使命担当带领村民创造性发展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进而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根本保证。在实际工作中，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集体产权与经营体制等制度改革优势、乡土社会资源禀赋转化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效能，需要透过复杂且有效的作用机理才能实现。通过社会动员、组织统筹、市场经营、利益联结、协商议事等统领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工作的统合能力。

（一）社会动员机制：形成集体行动的合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农村地区普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散生产经营。合作化、组织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大趋势，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就体现在以前瞻性眼光把握这些趋势所蕴含的客观规律，主动引领群众逐步推进继而实现农业的合作发展。社会动员是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机制，在农村脱贫攻坚等重大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乡村新内源式发展，无论是“外发促内生”还是“内聚促外引”，均需要村社主体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力，因此党组织要经过广泛且有效的社会动员来形成村民集体行动的合力。社会动员要根据农村社会的现实情况、本土文化和生产情境采取有效策略，通过激励性动员方式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主动性，进而激发村民参与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下，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等困境使得村两委难以将村民动员起来，“人”依旧是农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因此如何促使村民充分参与到集体经济中极其重要。农民群众仍然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主体，工商资本主导下的农业经济是排斥村民的，低水平发展的“空壳式”集体经济难以使村民充分参与进来，两种情况均使村民处于被弱化、被边缘的处境。解决此困境的根本途径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变个体经济为集体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动员群众为争取自身利益而不懈奋斗是党领导农村工作的重要法宝，新时代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仍然要发挥这一机制的重要作用，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到集体生产活动中来，克服小农生产的劣势，帮助农民抵御各类风险和灾害，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其一，观念-利益动员。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是新事物，村民对其规模优势、运行模式、收益分配等还没有足够认识，需要通过典型示范、提供帮助、宣传教育等方式有力转变村民的旧观念，促使村民参与到土地经营权流转、劳动与资金入股、特色旅游经营等活动中来。其二，文化-网络动员。在村落共同体这一空间中，宗族血缘、文化习俗等为基层党组织动员村民、乡贤和社会资本参与集体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互惠、道义、共济等朴素的乡土伦理规范是党组织带领村民壮大集体经济的道德文化基础。“经济体系，从原则上说，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同理，在乡土社会，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是互嵌与相融的。乡村是熟人社会，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开展动员的重要渠道，党员干部利用其作为乡村精英的声誉威望、群众信任以及面子、人情、关系等社会机制进行动员从而使村民结成齐心协力的生产共同体。

（二）组织统筹机制：提升谋划发展的能力

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项工作、各类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其组织统筹能力对新型集体经济的壮大至关重要。在以往农村普遍侧重“分”而弱化“统”的经营特点下，农户、土地、生产工具等资源都是分散存在的，村庄内部、村与村之间缺乏资源联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是新型集体经济的重要特征，基层党组织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要将劳动力等核心资源、土地等重要资源、乡土特色资源集聚起来实现生产大联合，建立有效联动的产业共同体。在镇域范围内，由党委统筹，通过联村联建、抱团发展、组建合作联合社等集聚本地的优质资源、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三权分置”改革进一步分离了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以经营权、资金、劳动、技术等为基础的股份合作制激活了产权潜能，增强了村民参加集体经济的意愿，使得村集体能集合多种资源进行统筹谋划。

其一，党组织是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轴心。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嵌入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成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发起者、引领者、参与者和支持者。党支部领导创办集体经济组织或支部建在集体经济组织之上，“党支部+各类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构成丰富多样的组织形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支部书记兼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如合作社理事长）并实行“换届同步”，这些制度安排能够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与集体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优势叠加，保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党组织领导新型集体经济具有公信力，相比于将土地流转给资本大户等经营主体，农民普遍更愿意流转给党组织领导的集体经济组织，即使后期还是由村集体“二次流转”给其他经营主体，农民也信任党组织和村集体的风险担保作用。其二，党组织是领导集体经济发展的统筹力量。党组织拥有生产指挥权，能够促成村民的劳动与资本联合，将乡村各类资源充分整合起来，有助于在与资本大户合作过程中提升谈判能力和议价能力；能够更好承接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项目与资源，并将资金统一使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其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分配、协调和监管环节，既可以让合作社经营所产生的农业剩余不溢出村庄，又可以为合作社应对各种风险提供坚实支持。“烟台经验”的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的组织联动和以村级党组织为中心的新型复合型乡村组织体系建设，为统筹经济建设、社会整合等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市场经营机制：积蓄持续发展的动能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产权集体所有、生产自主决定、产业全面融合、收益在地分配等社会主义农村公有制经济的总体性特征，这为集体经济提升市场经营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组织领导集体经济成为创新性政治经济制度并作用于农村市场体系，这是建设农村有效市场的重要条件。成功的集体经济模式，其背后必然是科学的管理体制和高效的经营模式，从而形成政经组织间的合理分工与有效协作。党组织与村委会在规划产业项目、提供惠农政策保障、规范集体经济组织等方面持续发力，可构建起良性运行的经营共同体。

其一，产业融合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产业兴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根基所在，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要坚持立足产业。党组织要根据本土的资源禀赋和现实情况规划和发展优势产业。新型集体经济要走产业融合的市场化道路，实现农业纵向一体化与横向功能拓展，形成研发、生产、加工、储藏、营销等完整的产业链条，开发农业农村在生态旅游、文化传承、休闲康养、劳动教育等方面的立体化功能，使得集体经济以产业联动在市场经营中不断增强发展活力。村集体还要具备有效应对市场波动、商业纠纷、经济风险等方面的能力，来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其二，“统”的经营体制要与市场经济相衔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股份合作”，在实践中表现为土地股份合作社、股份合作公司等经营模式，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经营中存在的“统”与“分”之困局。新型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体现在注重“统”的经营体制上，统一经营要通过将村民纳入集体经济组织、集中连片经营、统一购销等方式助力村民参与市场竞争，以此来展现规模经济效应，同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个体经营风险。党组织要大力支持、积极引导和有序规范集体股份合作制等经营形式，为发展集体经济提供经营体制上的保障。村集体在不同生产情境下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灵活性原则，在生产资料采购、专业服务使用等方面实行统一经营，在具体生产和经营上尊重村民自主权。其三，开展多元化市场经营。在城乡融合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要将农村要素市场化与城市要素引进来有效结合起来，“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村集体在经营过程中要与企业合作，引进建设资金、专业人才、数字技术等稀缺资源，与企业合作开发和运营集体资源和资产，形成党支部+农户+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党支部+集体经济组织+企业等经营主体结构，探索集体开发-企业运营、合作开发-企业运营、企业开发-集体运营、合作开发-合作运营等模式，从而将乡土资源与稀缺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联合各类生产要素并充分激活其潜能，促使乡村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四）利益联结机制：铸牢共建共享的基础

面对市场经济，基层党组织是化解各类利益矛盾和建设公正分配制度的权威力量，其核心领导体现在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使村庄集体财富分享机制持续运转起来。关键在于，要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和完善集体经济与村民之间紧密和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增加就业、保底收入、利润分红、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才能在推动共同富裕上取得实效。党组织要牢牢把握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主导权，进行“逆市场化”操作，再造集体与农户、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型制度关联，使村庄真正实现“三变”。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难点之一是收益分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应以其独有的调节机制来缩小村民间的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新型集体经济相较于传统集体经济的优势在于，在厘清产权关系、完善土地权能的基础上建立起农村财富积累机制与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一方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了村集体对土地的支配权力，有利于村集体对“三块地”进行整合使用。另一方面，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随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及其配套制度的完善，集体资产归属明确，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多样化，农民能获得更多财产权利，这一制度安排的共同富裕效应将进一步凸显。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其一，建立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利益联结。股权设置上，将集体资源和资产进行股份量化并进行分配，划分为集体股和成员股，集体股主要用于公益基金上缴提留、集体扩大再生产、村两委运转管理费用等；成员股则将集体资产折股分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存在于村内的困难群体、弱势群体以及集体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以集体收益进行补助和开展“二次分配”，处理好集体福利与成员收益之间的关系。股权管理上，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劳动、资金等入股集体经济组织并定期根据要素股份和所作贡献参与分红，通过劳资型、股权型等方式构建均衡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党组织领导创办股份经济合作社，由村集体控股，用于资产经营与管理、集体资源开发与利用、农业生产发展与服务、财务管理与收益分配，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其二，建立村集体与外来资本、村民之间的利益联结。在城市资本下乡过程中要使其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赋能而不是让资本过度逐利，使产业收益尽可能留在乡村，增加农民收入。这就需要村集体与资本进行互惠合作，村集体可让渡土地使用权来获得企业股份或以资金入股，双方确定各自占股份额、利润分成比例、相互责任义务等，使村民分享产业链收益。党组织领导集体经济情形下，通过集体“占金股”等方式能够有效应对资本下乡、有力管控潜在风险，确保引入项目和对外投资符合村民根本利益，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而不会以资产所有权和村民自主权做交易。

（五）协商议事机制：构建多元共治的格局

在乡村振兴进程中，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引领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落实好一事一议、“四议两公开”等制度，促进村级协商治理，以良性治理环境保障农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村庄，其经济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已产生巨变，随之而来的是治理主体逐渐多元、治理空间开始扩张、治理内容变得复杂。一方面，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与村庄治理能力提升之间并不呈正相关性，治理失效的村庄，其集体经济的繁荣不可持续，村庄善治能够为集体经济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治理变革和转型。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党组织加强集体治权提供了支撑，能够推动村社创新治理机制、转变治理理念、重塑治理结构等。

程序规范、制度健全、运行有序的协商决策机制可以提高村庄治理成效，破局的要点在于党组织领导村民就村级经济事务开展参与式协商治理，着力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权利意识和集体观念，从而构建起紧密团结的责任共同体。其一，以协商民主提升集体经济内部治理效能。“通过协商与对话的方式达成共识或协调分歧，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党组织要积极主动运用议事协商的办法，确立“方向支部定，遇事多商量”的协商共治原则，坚决做到集体经济组织的重大决策向组织成员广泛征求意见，经集体协商后再做决定。在涉及利益广泛且复杂的集体经济事务上，要通过贯彻落实成员大会、一事一议、“四议两公开”等制度，使经济决策更具科学性，充分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平等参与、议事协商、民主监督权利，鼓励各类协商者充分表达诉求、提出意见、贡献建议，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利益平衡，激活协商者在集体经济事务中的主体性，实现还权赋能，进而增强集体经济治理能力。其二，发挥集体经济促进乡村协商治理的优化作用。集体经济治理与治理有效存在内在逻辑，要建立和优化二者的联动。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角色有若干种：一是有限主导型治理。以集体经济事务为切入点，通过利益诱导、利益分享、利益联结等方式发挥集体经济的整合功能，有效引导村民参与到村级事务协商治理中来，集体经济组织本身是乡村经济领域的重要治理主体，在村社合一、村企共建的情况下更有可能成为“治理主角”。二是有力协同型治理。集体经济组织嵌入村庄治理，推动治理模式由原来的“单一管控”向“多元协商”转变，使得村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各归其位，集体经济发展还可以为群众自治组织、乡村社会组织的运行提供经费保障，党组织也可依托集体治权领导村民开展村级协商治理。三是有为服务型治理。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公益性特征，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庄通过提取集体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环境整治、养老抚幼服务、慈善基金储备等，为村庄协商治理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基础和集体主义文化支撑。

三、基层党组织领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优化路径

产权结构的集体所有、组织形式的丰富多样、经营模式的灵活多元、乡村建设的公益属性、产业功能的融合协同、经济效率的极大提升等显著优势使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在资源基础给定的客观条件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农民群众为参与主体、多样化股份合作为形式的实践样态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根本之路。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能动性，强化党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创造性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升集体经济民主治理效能，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获得大发展。

（一）加强党组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

组织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前提，建立和完善以农村党组织为核心，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侧翼的组织体系是组织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各类组织中的核心，其凝聚力与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集体经济发展状况，凡是集体经济繁荣发展的村庄，其成功的秘诀就是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支部书记发挥了“领头羊”作用、党员干部发挥了先锋队作用。党组织或党员嵌入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党的政治优势与集体经济优势高效结合起来，四川战旗在村办企业设立党支部、山东烟台党支部书记任合作社理事长等方式强化了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领导。坚持将党建与发展相结合，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激活和强化党建。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探索在区域范围内组建联村或联社党组织，实施“头雁工程”，将党员干部在领导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纳入考核，以有效激励机制调动党员干部主动性。以培养、吸纳、引进等方式建立人才队伍，通过组织学习、培训宣传、示范试验等方式提升其领导集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体系。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建立在新型集体经济基础之上并汇集了村庄政治、经济、社会等功能为一体的新兴复合型组织，是集体资产所有权行使主体。要培育发展党组织领导的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联合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集体企业等经营主体，为其提供资金、项目等方面的支持，成立村集体全资控股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管理好集体资产，确保集体资产实现保值增值。最后，明确组织职能、理顺管理体制。在集体经济发展初期“政经合一”有利于打开工作局面，在集体经济步入正轨后则需要实行“政经分开”。在职能上各类组织理应坚持边界清晰、权责明确的原则，党组织发挥领导与监督作用，村委会履行服务职能，集体经济组织则主要承担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在管理上由村两委统筹管理各类集体经济组织，指导集体经济组织制定需要遵守的各项经营制度，严格审核其投资计划和项目，切实执行关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二）创新党组织领导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式

经过长期积累，我国农村沉淀了数额庞大的集体资产，但目前其促进经济发展的效能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在原有土地资源等集体经济“存量”基础上，如何通过创新型的制度、举措和机制激活沉睡的资源，开拓新型集体经济的“增量”“流量”是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的重要实践课题。首先，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层党组织是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制度、政策的主体，村两委要领导村民成立村级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将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向纵深推进，落实好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集体成员资格确定、集体资产股份量化、集体经济股权设置、集体成员股权管理等具体工作。完善集体产权权能，建立起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权结构和分配模式，以村集体入股等方式确保集体资产控制权始终掌握在村集体手中，建立符合村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产权共同体，实现村集体、村民、村办企业、下乡资本等多元主体的“激励相容”。其次，创新集体经济发展形式。基层党组织应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的实践形态来不断增强乡村发展活力，东部农村先行实践中已涌现出资产租赁、资源发包、居间服务、农旅融合、联企开发、电子商务、资产参股等丰富模式，推动了农村经济快速增长。中西部农村要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形式，并经过“二次转化”，将潜在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各地应积极探索产业协同、资产经营、资源开发、异地置业、服务创收等发展模式，集体经营、联合经营、合作经营、委托经营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以及绿色发展、要素引入、科技支撑、人才带动等驱动模式，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式治理结构、引入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最后，探索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在坚持市场需求导向、遵循市场运行规律、把握市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关系清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特别是党组织要积极探索股权配置新模式，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着力推动“三变”。通过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收益分配方式来进一步整合乡土资源，盘活集体资产、用好特色资源、打造商业生态，构建促进产权流转的交易平台，持续增加村民财产性收入，以此激励村民参与到新型集体经济建设中。

（三）提升党组织领导的新型集体经济民主治理效能

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当家做主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治理基础，因此，要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来激活乡村治理，以集体成员全过程参与集体经济事务的民主环节贯通机制来提升村庄治理效能。第一，民主选举。制定集体经济组织换届选举办法、提前发布选举公告、严格遵行选举流程、及时公布候选人名单，切实落实社员投票选举权，设置合格与选优的资格条件、划出负面与红线清单，选出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优秀负责人，选举成立股东会（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来服务集体经济发展。第二，民主协商。推动协商民主更好嵌入村级集体经济公共事务治理当中，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外来经营者、投资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应按照一事一议、“四议两公开”等制度开展广泛协商，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听取各类意见建议，从而实现利益均衡。完善协商议题征集、协商代表确定、协商内容通报、协商活动组织、协商成果实施、协商执行反馈等程序。第三，民主决策。健全民主决策程序，通过征询、调研、谈话、协商等步骤汇集民意，群策群力、集中民智，村民以股东会议、社员（代表）大会等形式就村庄重大问题参与决策，确保集体经济事务重要决策的科学性，防止村级集体经济事务为少数人把持、一言堂等。第四，民主管理。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确保组织成员地位平等，民主管理集体经济组织的采购、财务、聘任等重要集体事务，对经营性资产、集体经济基础设施、农业设备等要组织动员社员开展日常管理。第五，民主监督。将村民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延伸到村级集体经济事务中，或由监事会对集体经济资产核算、集体收益、财务收支等进行全面监督，避免“精英俘获”“干部经济”“能人异化”等现象发生，防止集体资产流失等；通过民主评议、定期述职、双向测评、绩效考核等方式强化对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监督。